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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纯属扯淡，高务实一个字都不信。太祖可是将禄田收回，只给禄米的，是后来朱棣收了诸王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开启了养猪模式，作为某种赎买才搞起了赐田。然后朱棣自己又大搞皇庄，引得各地藩王上行下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谋取王田，最终才形成如今的痼疾。
所以，朱元璋虽然在经济政策上有一大堆瞎胡闹一般的烂账，但不该归他背的锅也不能一股脑都甩到他头上。
见皇帝接受了“王田整肃”的建议，高务实又提出了另一项改革：“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臣以为也该考虑。”
朱翊钧简直有些怕了，惊恐道：“什么，还有？”然而高务实无动于衷，只是认真地看着他。皇帝狠狠咽了口吐沫，认命似的道：“好好好，你且先说来听听。”
高务实道：“诸王经商，这可是太祖严厉禁止的。”
朱翊钧尴尬道：“你要说这个……那朕在你那儿也有一些干股。”
高务实的道德水准显然是“实力不明，因人而异”，他居然能一脸平静地道：“确实如此，但太祖没说后代皇帝不得如此啊。”
朱翊钧愕然道：“这也行？”
高务实语气肯定：“法无禁止即自由——呃，臣是说，祖训既然没有说，那就是太祖无此限制，皇上自然做得。但反过来，太祖却是明文禁止诸王经商的。”
确实，太祖朱元璋曾规定“官员之家，不能于所部内买卖”，“凡公侯内外文武官员，不得放债”等。然而藩王们还是不顾祖制，争先恐后地参与商业活动。
正统五年(1440年)，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佐敬，派人“私往交趾境内买卖，交通外夷”。天顺年间，江西宁王“占沿江地方，起竖仓敖，停商取利”，更为经商而造私舡千艘之多，经营规模之大，令人震撼。
正德年间，湖广的荣王，内结宦官刘瑾，“占常德田二千顷，山场八百里，民舍市肆千余间”，巡抚韩重等官员坚持不给，刘瑾悉罢之。陕西的韩王“兼并山田市肆”，景王派官校将商业繁华之地“强收为业”，湖广地区楚王“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
经商太容易发财，使得明朝后期“无官不贾”，而藩王利用自身优势地位，经商则更为普遍。
比如潞王在未就藩之前，“与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潞王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
而福王朱常洵经商牟取暴利则更是闻名。他以经商为名，到处横征暴敛。其人未就藩前，于京师设有官店二百余间，“兜揽客货，且停且发”。后来福王“独将各项客商杂货，俱入官店出卖，不许附近私店擅行停宿”。就藩后，“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尾市”，同时强令百姓改食淮盐，不许再食河东盐，引起骚动。
其实高务实对于藩王们经商本来也没那么反感——无论谁经商，他其实都不反对。问题在于，藩王们经商主要倚仗特权进行，如将国家专卖的物资大幅度加价出售，或转手倒卖，充当倒爷(当然，他们不会亲自出马，而是派手下去办差)，走私偷税漏税等。
甚至，藩王贵戚们以权经商不说，还往往大搞权钱交易，甚至进行敲诈勒索，公开抢夺之事。这就是高务实不能忍的了——你合法经商我其实不反对，但你们只会搞这些勾当，那就别怪我高某人不客气了。
这可不是高务实冤枉他们，比如《明史·诸王五》中就有记载：“沿街抢夺复业人民蔬菜、柴行等物，骚扰地方，民不堪命”之类。
他们在经商过程中仗势欺人，为所欲为，扰乱社会秩序，垄断货物，控制市场，使普通商人不能正常开展商业活动。获利之后，藩王们也几乎从不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拿来挥霍，或是置地，或是放高利贷。
要知道，这些行为都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这显然就触到高务实的逆鳞了——你们这是典型的反动派啊。
只是，朱翊钧依然有些迟疑，犹豫着道：“日新，这样是不是过于严苛了一些？咱们已经削了禄米，又大削了王田，这经商……要不还是给他们留点盼头吧？”
皇帝的话已经很软了，然而高务实这一次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持道：“此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全套，否则诸王在禄米和王田上的损失，只会去在经商上补回来，那就要严重影响朝廷商税了……皇上，商税如今有多重要，已经不必臣再做复述了吧？”
朱翊钧觉得有些奇怪，高务实虽然历来都是非常有主见的人，但他一般不会有那种赶尽杀绝的冲动。既然如此，是什么原因让今天的高务实如此杀气腾腾，好像非要让藩王们把血放干才满意一样呢？
朱翊钧沉吟了一下，沉声道：“兹事体大，日新，你容我细细思量再做决断吧。”
高务实轻轻挑眉，但最终也沉声道：“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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