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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元十四年，林缚使其时任东南水师指挥使的杨释亲率东南水师半数兵力跟战舰南征芨多。在西南洋（印度洋）海域，已经全面换装开花弹的东南水师，以两艘护卫舰触礁沉没的代价，全歼芨多王朝水军。
最终以割占面积为夷州两倍大小的佛僧罗岛及设港开埠为条件，接受芨多王朝的议和。其时，佛僧罗岛已经是江宁在海外设立的第十一个都督府及军事基地。
而到启元二十年，海外都督府及水师军事基地则延伸到泰西帝国（阿拉伯）及苏比亚、阿克苏姆等国的东海岸，达到十六个之多。由于燕胡残部的西进，火炮、火枪及诸多新式造舰技术也开始在泰西、苏比亚、阿克苏姆等国流传，但依旧无法抹平与新国帝之间的差距。
刘师度所担忧的人口、爆炸现象，率先在江淮地区爆发。
启元二年伐蜀战役完结之后，包括辽阳郡在内，新帝国进行过一次彻底的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八千六百万人，淮河以南地区（除川蜀以外）的人口，高达五千八百万。
到启元二十年，短短十八年间，淮河以南地区的人口暴增六成还多，达到九千三百万。
虽说南方土地产粮的潜力，能够承受上亿甚至更多的人丁消耗，但是这些土地，用四五千万人就勉强耕种；江淮地区工矿及运输业一直在迅猛的发生，但到启元二十年，国内工矿及运输业容纳的劳动力也就一千万稍多一些而已单纯从劳动力而言，虽说土地能够承载，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人口。
西北疆是苦寒之地，愿意移民西北疆实边的人不多，需要中枢财政拿出大量的补贴才可行，而大量剩余人口则以海外十六个都督府为核心，往南洋地区进行迁移。
将永兴年间也计算在内，到启元二十年近三十年间，济州、卢加、普丹、佛僧罗十六个都督府容纳的移民就超过当地土著，高达四百万人，而以十六个都督府向周围诸国迁移的海外移民差不多也有此数。
比起向南洋地区的主动移民，截止到启元二十年，往西北疆及东北地区的实边移民，还不过一百二十万人，中枢还为此付出上千万银元的代价。
佛僧罗从启元十四年才设立海外都督府，到启元二十年，移民佛僧罗的江淮民众就高达二十万人。殖商银庄、南洋船社与都督府以极廉价的价格向江淮移民出售肥沃的土地，六年时间在佛僧罗岛兼并或开垦棉花种植园总量高近千万亩，成为江淮棉纺工业最重要的原料产地之一。
到启元二十年，黑水洋、南洋船社名下登记注册的五百吨级以上商船就高达五千艘。
除靖海水师、东南水师之外，黑水洋、南洋船社装备三级主力战舰的护卫舰队与诸都督府护卫军，亦成为新帝国在海外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
比起黑水洋、南洋船社这种军政财商结合的特殊势力体不同，殖商银庄要稍稍单纯一些。
早初殖商银庄用六百万亩赏功田所置换出来的两千万银元的资本金，到启元二十年激增了二十倍，达到四亿银元，这还没有将过去二十年向股东发放近两亿银元的钱息计算在内。
淮东钱庄的实力跟规模比殖商银庄还要大一些，资产金达到六亿银元；此外济州银庄等数家规模稍小，后期才得到发展的银庄，资本金亦在千万银元到近亿银元不等，资本实力并不容小窥。
早期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与当地人及势力进行交易，而传统的海外贸易物已经难以满足新帝国增涨的需求，到启元二十年，海外移民渐近成为贸易的主体。
包括十一个海外都督府以及柔佛、婆罗、高丽、扶桑等国在内的海东、南洋，到处都是汉人投资开发的矿井跟种植园。
到启元二十年，输入国内的婆罗火油每年就升至六十万吨，而输入其他地区的婆罗火油，每年也高达三十万吨，年贸易总额高达三千万银元。而控制婆罗国逾九成油井的婆罗火油商社，不仅具体经营者、管理者及核心技工都是汉人外，其股数除了皇室、殖商银庄、淮东钱庄、南洋船社等持有外，其余则主要由卢加都督府等地的移民群体持有。
除了婆罗火油，而从海外输入江淮浙闽地区、作为纺织工业原料的棉花，截止到启元二十年，每年就增加到八百艘海船之多这些棉花原料的供应商，差不多有七成皆是海外移民控制的种植园供应，早期流放海外的战俘以及当地土著及后期移民海外的江淮民众，则是这些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
除了火油、棉花是主要输入货物外，每年还有差不多近三千艘海船，满载着硝石、婆罗山灰、硫磺、金银铜贵金属、蕉麻、蔗糖、名贵木材、药材等大宗货物，在崇州、江宁、明州、海州、津海、铁山、辽口等地靠港
而这些庞大的大宗货物输入，国内则以新布、成衣、染料、食盐、瓷器、钢铁、船舶、兵械以及传统的茶叶、丝绸等大宗货物进行贸易抹平。
制造机械、蒸汽机及最新式的战船及火炮、火枪，则在严禁出海的名单之列，受到严格的监管不过大量技术工人及学者的移民南洋，海外都督府辖境的新学、新产业及工业实力从启元十年之后，也开始有强劲的增涨。
大宗海外贸易，除了涉及其中的诸多势力获利极厚外，也给中枢岁入带来雄厚的海关税收，启元二十年仅海关关银收入就高达两千六百万银元。
算上对殖商银庄、淮东钱庄、南洋船社、黑水洋船社等商社团体的海外资产增值征税，启元二十年中枢岁入海外的收益就贡献了逾五千万银元，占到启元二十年整个中枢岁入的四分之一。
启元二十年中枢岁入规模达到两亿银元，是永兴末年的十倍；除了海外贸易繁荣的同时，也依赖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异样繁荣。
从启元二年中原战事彻底结束开始，林缚在国内启动六年一期的大建设计划，以建设代替战事，拉动对新产业的需求，促进工矿及交通运输新技术的发展。
永兴七年林景中主持修造金川大铁桥，耗资四十六万银元有余；随着技术的发展及钢铁、石浆等原料成本的下降，启元十五年之后出任河西总督的宁则臣，于启元二十年在河西郡临洮主持修建而成的黄河源大铁桥，加上钢梁、石浆等材料的高额运输费用在内，整个造价也仅用去六十万银元。
永兴七年林景中修造金川大铁桥，需林缚咬牙支持；到启元二十年，地方修造铁桥的批复权已经下放到府一级，启元二十年近半数府县开始动工在辖区主要河流上修造铁桥，同时开工的铁桥数达到九百六十余座。
这也就意味着到启元二十年，仅国内修造铁桥对钢铁的需求量就达到三四十万吨以上。除了修造铁桥，国内道路修造、运河及涵洞、大坝的修造、钢筋混凝土新建筑法的推广以及新式机械的大量使用，都刺激着国内钢铁需求量的增涨。
到启元二十年，国内铁料及钢总产量突破四百万吨，是永兴末年全国铁料及钢产量（含北燕、川蜀等在内）的四十倍；另外国内煤产量更是高达两千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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