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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终于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他努力地压抑着不满的情绪，使劲地酝酿着温和的表情，竭力地想让五官发出和解的信号，这让他看上去很可怜，像在雪地里行走的一条老得不能再老的狗一样孤独无助。他比镇长聪明，没有等到丘八把枪掏出来顶在额头上，转换得还比较体面。他的目光像鼻涕一样软软地溜到地上，小声地嘟哝着：“算了算了，算我倒霉，你们不要动我的东西，我自己找伙计干行了吗？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李茂才立刻伸出手，招呼王大猛停下来，这个朱老板愿意屈服，愿意成为一只听话的绵羊，那就让他自己动手好了。弟兄们苦战了三个来月，又走了六七百里路，能有时间休息一下，那当然是好事。
连长李茂才一点都不喜欢南京，他抬起头来，看着淳化镇喧闹的街道，看着像是走在梦中的行人们，看着那些耸立在苍白冬日里繁华的楼房，像个孤独夜行的旅客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多么盼望着这一切只是一个梦，他们只是南京的过客，匆匆地从这里路过，就是到一个贫瘠的山村整训，也比呆在这个仍旧睡在梦中的城市要好。
对南京来说，战争的味道就是没有味道。
前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三0五团一营二连连长李茂才现在坐在我身边，他九十多岁，但身体很好。老人坐在藤椅中，身子挺得笔直，两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标准的军人。老人的儿子说，他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走上一小时的路，吃饭时还要喝一盅白酒。老人的儿子还对我说，老爷子几十年都是这样，部队那一套，改都改不掉了，比如说吧，每天晚上睡觉时，他都会把衣服按顺序摆好，放在床头，就是冬天，天气再冷，也不会把衣服盖在被子上。老人听到这句话，扭头斜了儿子一眼，嘟哝了一句：“你知道什么？我们那时天天要打仗，晚上要随时出发，衣服按顺序摆在床头，穿起来迅速，当兵的都是这样！”
我是来采访老人所经历的南京保卫战，也许会和南京大屠杀有关，谁知道呢，这得看老人的经历。我和他一样，并不是很喜欢南京。从我18岁到南京一个叫“临汾旅”的部队当兵算起，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16年，在这个城市里，我已经三十多岁，但仍然是孤身一人。我对南京的女人并没有恶感，但我还是不想和她们恋爱。
南京是个阴柔的城市。1937年12月的南京，对那些民众来说，并不是一座抵抗之城，只是一个充满死亡和屈辱的城市。
我准备写的这个小说和1937年12月的南京有关。这是解放军出版社一位编辑约我写的。去年我写了一个叫《一个老兵的战争》的长篇小说，他很喜欢，觉得我是个写战争小说的料子。他说，1937年12月的南京永远都会刻在中国人的心上，它像我们民族身上的一块伤疤存在着，你来写个小说怎么样？我想了想，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出版个小说很不容易，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于是，我对他说：“好啊，我在南京生活了16年，也一直想写一个这样的小说。”
小说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当然会把这个小说写好的。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甚至搞到了许多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军幸存者的名单，他们很多就住在南京。我打算这个小说先从南京保卫战开始，因此我必须先采访他们。
我今天采访的是前国军连长李茂才。
我对李茂才并不熟悉，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河北人，当过国军，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一身伤痕累累。后来的事情就不大清楚了。他家就在离南京并不远的江宁区铜井镇畔塘村，这是我单位一个同事小时候待过的村庄，他对这个老人的印象就是他曾经参加过国军，此外一无所知，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这是一个沉默的老人，总是背着一个筐子在村庄里低着头拣粪，别人给他打招呼了，他就站在那里笑笑，几乎没有见过他说什么话。他还劝我不要采访他了，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他能说出什么呢？
1937年的幸存者实在太少，我在南京找过两个，但他们已经太老了，往事如烟一样飘散在他们的记忆中，根本就无法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断断续续的回忆像战后的村镇一样一地残骸。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铜井镇找到了李茂才。还费了点周折呢，我到了畔塘村，向一个村民打听李茂才时，他说，他到淳化镇了，说是去看他的老战友。他是你们部队的吗？他参加过长征吗？他打过鬼子吗？他抗美援朝过吗？我还没开口，那人却又转身走了，他其实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他只是出于礼貌多说两句话而已，并不代表他真的想听到什么回答。是啊，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我怅然若失地打量着这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觉得有点奇怪，这个老人为什么没有回到河北老家，却流落到了南京一个偏僻的小村？
我是第二天再赶到畔塘村时才见到老人的。出乎意料的是，他话并不少，但他一开始就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来专门写他的。他拄着拐杖，静静地站在冬日的阳光下，听我把来意说明了，咂了咂苍老得几乎成了淡黑色的嘴唇，咽了口唾沫，缓缓地摇了摇头，说，我是参加过南京保卫战，可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忙对老人说，那是一场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你们这些抗战的军人是民族英雄。
老人的脖子猛地梗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闪过一丝亮光，目光紧紧地盯着我，带着点怀疑，还带着审视，眉头微微地皱着，仿佛在猜我是在敷衍他还是真心这么想的。我忙朝老人笑了一下，我就是这么想的。他终于相信我了，目光柔和多了，但他还是举起一只手，颤微微地摇了摇，说，你写我没什么意思，我们家虽然现在是村里最穷的，但我们家从前是地主，我是国军军官，反动分子，你有什么可写的？
我以为他要拒绝我了，紧张地看着他，但老人显然并没有那个意思，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一点笑容，像一个慈祥的长者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喃喃地说，你就写写那些士兵吧，比如说陈傻子，他从小就是苦出身，打起日本鬼子比谁都狠。他当兵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我们在南京淳化镇打了就那么几天，打得淳化镇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每天天空都是红的。我们连活着逃出南京的，就只有三个人，其他官兵全死了。
老人的脸沉了下去，但声音却明显地提高了，说，你写我有什么意思？我都恨不得死在南京才好呢。这都是命啊，我应该在那时就死掉但却没有死掉。还有王大猛、大老冯、赵二狗，你还是写写他们吧。他们个个都是英雄。我这当军官的没什么好说的，仗都是靠那些死去的士兵打的。
我有点不甘心，他说的是实话，那些士兵当然都很重要，但他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军官，他有叙述的能力，他的经历可能会更加惊心动魄。我说了许多“民族英雄”这样的奉承话，但他仍旧不肯讲述自己的抗战故事，他只愿意给我说说那些士兵。我有点失望，这些平庸的名字，他们身上能有什么故事呢？
他的儿子有七十多岁，也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他趴在他的耳朵边，大声地帮我说话：“爹，你就讲讲你自己吧，你年纪也不小了，裴作家如果把你宣传出去，你真成了民族英雄，以后说不定还能公费看病……”
我有点尴尬，老人现在是一个农民，我只是一个普通军人，我看病有时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这个小说出版了，可能会在读者中有些影响，但不可能对老人有什么帮助的。
他的儿子也是一番好意，但老人还是生气了，他用拐杖狠狠地捣着地面，重重地说：“你爹是那样的人吗？我占国家这个便宜干什么？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多少兄弟在我面前死掉了，我这六十多年是白拣的，我还怕个病？笑话！”
他说着咳了起来，脸胀得通红，脖子上露出青筋。我有些紧张，他毕竟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不能让他太激动，要是万一有个什么事，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老人都像小孩一样，你不能和他对着干，只能顺着他。我忙说：“李老，那你就讲讲陈傻子、大老冯他们的事吧。”实际上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让老人讲，如果没有什么内容，过一会儿，我再找个借口溜走。我曾在我们军区报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在新闻圈里，最头疼这种死倔死倔的采访对象，你让他讲什么他偏不讲，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赶紧溜走。但这也不能做得太明显了，起码的礼貌还是要有的。
但我一下子就突然听进去了，我凭直觉觉得，老人在1937年的经历很可能就是我要写的这个小说。
老人说，1937年12月的南京就是那个样子，但你能说南京人不好吗？也不能这样说，那时国家就是这样，一盘散沙，民众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知识。我们后来转战到湖南时，那里的农民就以为日本人也是中国人，是从东北来的北方蛮子。你给他们解释日本，半天都解释不清。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在那个小岛上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的路翻山过海地到中国来打仗呢？他们既然是外国人，为什么不是蓝眼睛高鼻子白皮肤，为什么会和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呢？许多人就是不信，总以为我们是在骗他们呢。
1937年的回忆无疑是沉重的，它像刀子一样划过年事已高的皮肤，布满褶皱的心里一滴滴的鲜血涌出来，苦涩的泪水从眼睛里缓缓地淌出来，他闭着眼睛，让那些泪水滑过布满老人斑的脸颊。这是一个老兵的痛苦，他想起了血肉横飞的战场，还是那些死去的兄弟一样的战友？老人脸上的肌肉神经质地颤抖着，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想竭力地把胸膛挺直，保持一个军人的尊严。但他太老了，他的手在不停地抖动着，无论如何用力，xiōng部仍旧向前塌陷着，背向后拱起。老人咳了一下，喉结蠕动着，发出粘稠的声音。他的挣扎是徒劳的，岁月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老人的儿子担心地看了看他，又带着哀求的目光看着我。
我慌慌地站了起来：“李老，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老人猛地抬起了头，把手举了起来，招呼我坐下，声音很低，但很坚定：“你坐下，我今天还能再讲一些。我想通了，我要把我所经历的，我所知道的，都讲给你听，如果你能写出来，把它留下来，我死了也值了。”
老人的口气不容置疑。我只得赶紧坐下，我也很想听老人继续讲下去。
那么多事，那么多人，它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哗哗地在记忆之海里回响着，回忆从哪里开始呢？
老人说，就从陈傻子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