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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管理员不干涉他的这些调整，因为她们觉得这无所谓。
一件乍看似乎无关痛痒的事骤然间打破了团组织里的单调和和平。菲余，一个翅鼻头、一脸雀斑、反应迟钝的小伙子，是中修车间的团支部委员。他在铁板上钻孔时弄坏了一枚昂贵的美国钻头，这是由于他的极不负责造成的，也许更严重——几乎是故意弄坏的。事故发生在早晨。中修车间的工长霍多罗夫要菲余在铁板上钻几个洞，被他回绝了。后来在工长的强制下他才开始钻。车间里有些人对霍多罗夫的过分要求深感头痛。他曾是孟什维克，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看不顺眼一些团员。不过他精通业务，对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余没往钻头上注油就干钻起来，便马上跑过来关掉了钻床。
“你在干什么，眼睛长哪儿了，还是昨天才来？！”他冲菲余大喊，因为这么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谁知道菲余开口就骂，还又开了钻床。霍多罗夫去找车间主任，菲余没关钻床就跑去找注油器，想赶在领导来之前掩盖好一切，但等他回来时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报告要开除菲余。团支部指责工长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而车间领导则坚持开除菲余。于是这件事转到工厂的团委会，也就引起了团委会的内部纷争。
五个团委委员中有三个主张警告处分菲余，并将他调至他处，茨韦塔耶夫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认为菲余没错。
会议是在茨韦塔耶夫屋里召开的。这里有一张铺着红布的大桌子，和几把木工车间的小伙子自己做的长凳和小方凳。墙上挂着领袖像。一面团旗占了桌子后边的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位“脱产”干部，原本是锻工，因近四个月表现出色被提拔担任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还当上了团区委和团省委的委员，他以前在机械厂做锻工活儿，最近才调到铁路工厂。一上任他就独掌大权，自以为是，什么都办又什么都办不了，而后又迁怒于其他领导人员，指责他们袖手旁观。
这间屋子就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好的。
这时他正在主持这场内部会议，他仰靠在那惟一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说话，外边有人敲了敲门。茨韦塔耶夫皱起眉头。敲门声再度响起时油漆工卡秋莎打开了门，见是保尔，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朝一只空凳子走去，茨韦塔耶夫却叫住他：
“保尔，这是内部会议。”
保尔脸红了，他慢慢转向桌子。
“我知道。但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此外我还有个相关的新问题。你还反对我参加吗？”
“不反对。不过你该明白，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员才能参加，人多嘴杂讨论起来就困难了。不过既然来了，你就先坐下吧。”
保尔头一次受到这种羞辱，他的双眉之间出现了一道皱纹。
“何必讲究形式呢？……”霍穆托夫提出反对意见。但保尔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别再说了，自己坐在一只方凳上。
“对这件事我有几句话要说。”霍穆托夫又说，“的确，霍多罗夫不太合群。但咱们的劳动纪律确实存在漏洞。如果团员都这样随便弄坏钻头，咱们的干活儿工具就没了，这对团外青年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我认为该给菲余一个警告处分。”
他话音未落，茨韦塔耶夫即提出异议。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了解了团委会的态度，快表决时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住自己的不满，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对此事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保尔的口气比他预料的要严肃多了。
“菲余事件是个讯号，主要问题不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我昨天搜集到一些数字。”保尔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这是从考勤员那里得来的。请大家注意：百分之二十三的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到十五分钟。这已司空见惯。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这也早见多不怪了。还有百分之十四的团外青年旷工。数字可比鞭子更厉害。我还有另外一些数字：每月旷工一天的，或是迟到的党员占百分之四，党外的成年工人，百分之十一每月旷工一天，百分之十三有迟到现象。损坏工具的人里青年占了百分之九十，其中百分之七是参加工作不久的。由此可见，咱们的团员比起党员和成年工人，差远了。不过情况不是处处相同，锻工车间和电工车间都不错，其他车间就大致相同了。我觉得霍穆托夫关于纪律问题只谈了四分之一。当前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空谈什么，不过我们必须抨击不负责任、违反纪律的现象。老工人说得很明白，以前替资本家老板干活儿能干得更好更认真。如今我们自己做主人就该好好干。说起过错不在菲余或其他人身上，而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斗争，而是一味找借口袒护菲余那一类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说菲余是自己人，‘可以相信的人’。他是积极分子，经常参加社会工作。弄坏钻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没遇上过这种情况？反正小伙子是自己人，霍多罗夫则不是……可是有谁去做过霍多罗夫的工作？对，这位工长爱挑刺儿，可他的工龄有三十年！不管他有何政治立场，这档子事他就是做得对。他这样的人在维护国家财产，我们自己人却在任意毁坏昂贵的进口工具。该如何解释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我认为该从这里突破，发起进攻。
“因此我建议开除菲余的团籍，理由是不负责任、破坏生产、违反纪律。还要把他的情况写成文章登在墙报上。刚才的数字也要写进评论去，并公开张贴。不必怕什么议论，咱们有力量，会得到支持的。那些优秀工人是共青团的基本群众，他们中有六十个人去过博亚尔卡筑路工地——一所最好的学校。有了他们的参加和帮助，我们肯定能让后进变成先进。但首先，你们现在对此事的态度必须完全、彻底改变。”
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保尔，此刻慷慨激昂、口气尖锐地说出这番话语，令茨韦塔耶夫第一次见识到这个电工的本领。他明白保尔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戒备心理作怪，他不肯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保尔犀利批判的矛头是指向整个团的工作，企图动摇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
，于是他决定反击。他指责保尔的头一条就是袒护霍多罗夫这个孟什维克。
整整三个小时，直到天色都很晚了，这场激烈的辩论才有了结果：茨韦塔耶夫败在了大量确凿可靠的事实下，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他最不应该做的是又做出错误的举动——压制民主——他在最后表决前要求保尔离开会场。
“行，茨韦塔耶夫，我这就走。不过这并不能让你好过多少。我要提醒你，要是你继续固执下去，我明天会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大错特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提议你在全体团员大会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这是你的责任。”
茨韦塔耶夫恼羞成怒，斥责道：
“你凭什么威胁我？我知道该怎么走，用不着你来做向导。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问题呢？你既然自己不工作，就请离开，不要妨碍他人。”
保尔关上门，用手擦擦因激动而发热的额头，穿过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
走在大街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点着一支烟，他走向托卡列夫那位于巴特耶夫山上的小屋。